文/李传玺 新中国的国旗和国歌的确定过程中，梁思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梁思成还主持了新政协会议会场的设计和改造工作，并且成功地在仅仅18天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949年，从6月15日筹备会成立并召开首次全员会议，到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员会议召开，整个会议的主要地点设在了的勤政殿。唯一的一次例外是7月5日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它是在怀仁堂召开。

  当时，筹备会的参与代表来自23个单位，共计134人。根据《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最初预计参会代表总数为510人，加上其他参会人员，预计会有700多人。最终，实际参会的代表人数为635人，旁听的来宾有300人，国内外记者有31人，工作人员加起来，总人数超过了1000人。由于勤政殿的规模较小，显然不适合作为正式的会议场地。于是，7月5日会议后，大家发现怀仁堂虽然能容纳更多的人，但其结构和格局并不适合如此重大的大会，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造。 面对这个紧急任务，文物处决定邀请当时担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的梁思成来主持设计工作，同时邀请徐悲鸿、叶浅予、张仃、钟灵等人负责艺术设计，建设工作则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到了7月中旬，文物处的工作人员找到梁思成，并明确告知他，从设计到完工的时间仅有18天。

  梁思成早在平津战役的最后阶段，当围攻北平时，曾受命为标出那些在战斗中需要避免炮火的著名建筑和文化古迹。正因为此，的作战室中挂着梁思成绘制的《北平重点文物图》。此时，梁思成开始接触并认识了人，感受到了的远见与胸怀。而梁思成也通过这次经历，获得了对的更深理解和认同。 梁思成接到这个任务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因此立即前往怀仁堂，仔细查看了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建筑格局令他感到与现代会场的要求相差甚远，显然需要大规模的改造。

  怀仁堂会场及其周围的建筑格局也相当独特。正殿位于中轴线，左右有配殿，正对着正殿的四周围成了一个四合院。这本来是用来给内廷观众看戏的地方。由于场地狭窄，如果观看的人多或者天气不佳时，通常会搭建一个临时的天棚。然而，这个天棚自袁世凯时期以来始终没拆除，钢铁架构使得它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设施，看起来非常不协调。内部的布置也相当凌乱，天棚下的高窗上布满了电线和气管，显得杂乱无章且不美观。而地板也因为年久失修而变得破旧不堪，许多地方翘起、塌陷，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隐患。此外，原有的戏台需要改造为主席台，而为了使每位代表都能清楚地看到和听到主席和发言人，还需要调整座位的布置和视线问题。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梁思成依然迅速提出了整体设计的具体方案。他根据会场的要求和历史氛围，着手进行大规模的设计改造工作。

  会场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中，最重要的改动之一是将原本的戏台拆除，改造成了一个凸起的半圆形主席台。为了适应大会的需求，主席台的宽度有所增加，背后用浅蓝和橙黄色的绸布做成有折纹的幕布，中央挂上大会徽。会场的座位安排也是根据主席台的弧形做了相应调整，确保每个代表都能正对主席台和发言人。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视线不被遮挡，座位采用了四层弧形排列，后排的座位比前排要高，使代表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 由于参会人员众多，每个座位的空间比较紧凑，但为了确认和保证舒适度，梁思成特别设计了适合人体工学的座椅，椅子下方还安装了一个小板，代表们可以把腿翘起来休息。此外，为了保持会场安静，每个椅子的底部都安装了橡皮圈，以避免椅子在移动时发出噪音。

  关于灯光和通风，梁思成也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会场内的灯光采用了太阳灯，四周的灯光布置成圆形，确保光线均匀柔和；而通风方面，则在三个方向的高窗上安装了抽风机，以确保空气流通和温度适宜。 此外，整个会场的装饰风格也经过了精心设计。会场的墙壁采用了米黄色，以与宫殿的原有风格协调，而座位和主席台则选用了楠木色。为了隐藏不协调的电线和管道，这些电线都被蒙布包裹，并安置了支架进行遮挡。会场外的垂花门保留了原样，但为增加庄严感，在门下悬挂了大会的徽标，并在门上设置了八根旗杆。

  最终，在徐悲鸿等人的协助下，梁思成和他的团队按时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工作。新政协会议开幕后，记者在报道中高度赞扬了会场的布置，认为其既朴素又壮丽。 开国大典后，梁思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充满挑战，但他非常钦佩对历史文物的重视，这也是他愿意接受任务的原因。他谦虚地表示，由于时间紧迫，设计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他依然感觉到很荣幸能够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信中也提到，自己从未预料到会亲自坐在这个会场中，心中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比激动。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名字，永远会被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